从村口小卖铺飞跃到无人机:电商这样改变中国农村(4)

李指向了天空中嗡嗡作响的一个小斑点。当它越来越近的时候，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无人机腹部下的一个红色盒子。一分钟后，我看到了三个旋转的螺旋桨，和机腹下的负荷相比看上去似乎并不大，就像一只大黄蜂的翅膀。孩子们用手指向天空，抬起脸，为到来的“玩具飞机”而欢呼。但没有人显得特别激动。当无人机降落的时候，一名头上涂了发胶的年轻男人来了，他说，几个星期以来，无人机的降落吸引了大批人前来围观，但人们很快习惯了：“这里的事情变化是如此之快，以至于没有时间对任何事情感到惊讶。”

这位自称张小燕（音译，Zhang Xiaoyan）的年轻人是村里的京东推广专员和快递员。当他站在距离地面几英寸的无人机附近时，无人机自动释放了货箱并快速升上天空。张打开盒子，开始根据目的地分拣其中的七个包裹。

张小燕送货的时候，我和大棚陪他一到前往。我们绕过一个废弃的外屋和一个门口堆满干草的大谷仓。像夏灿君一样，张出生在他现在所服务的地区，毕业于当地的一家技术学院，然后前往一个更大的城市——以他自己为例，是在苏州的工厂和餐馆里打工。而且，和夏一样，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带着一份稳定的京东工作回家。作为一名当地人，他对张圩村的社会人口统计学有着深刻的了解。对他来说，即使都在家里安装了Wi-Fi网络，村民们仍然要挖井取水也并不奇怪。只有最富有的大约五十户居民，家里拥有汽车。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台电视机，但是只有不到一半的村民家里有冰箱，因为人们大多吃他们自己种的蔬菜和鸡，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吃自己种的蔬菜，吃自己院子里跑来跑去的鸡，经常是现吃现做。在整个村庄，只有少数人拥有电脑，但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。

在中国，有时被称为“转向移动设备”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——当然也不需要发生——因为这个国家的财富积累太过短暂，人们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被卷入个人电脑革命。相反，他们直接进入手机时代，这是一种被称为跳跃式现象的例子。在这种现象中，不参与旧技术会促使人们采用任何形式的创新。阿里巴巴的马云认为，中国整个电子商务行业都体现了这种模式：人们乐于在网上购物，因为到处都没有沃尔玛。他说，在美国，“电子商务是一道甜点。但在中国，它已经成为主菜。”

张的大部分订单都是通过手机在网上下单的。大多数人通过京东购买的是电子产品、家居用品和零食。但最近有一大批帝王蟹。我想知道村民是否对螃蟹的新鲜度持怀疑态度，张解释说，京东给出了明确的保证。 “我当时打开了盒子，以便于每个人都可以亲眼看到，”他一边说着，一边模仿掀开瓦楞纸板箱的动作。 “如果螃蟹是死的，平台就会把钱返回给买家。”令每个人高兴的是，寄到的螃蟹比鱼市上的更大，更新鲜。

在张完成送货后，他带我们去了村里唯一的一家便利店。 “大姨！”他向店主打着招呼。店主是一个五十出头的女人，头发蓬松，向我们点头微笑，并谈到她经营了几十年的店铺正在走向衰落。人们在网上买的东西越来越多，但这只是众多原因之一。她说：“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开了，老人们也不怎么买东西。”一项鼓励在更密集城市地区重新安置的政府计划提供了住房，也促使农村人口大规模迁出。她自己的孩子已经离开了村子，张的大姨也表达了对未来的不确定。她指着一个我并没有看清楚的建筑工地，并说开发商来这里是为了评估将农田变成苹果园和桃园的可能性，“城里人可以来这里采摘水果、野餐。”

离开商店后，李和我上了车，前往宿迁的无人机控制中心。在路途中，我们的司机指着一对圆柱形玻璃建筑物，我看到一群年轻人在其间匆匆进出。 “京东的主要呼叫中心，”李说，并告诉我，该呼叫中心负责处理全国问题。刘强东于2009年成立了这个呼叫中心，在他的家乡为超过九千人提供了就业机会。在整个宿迁，人们谈起刘强东时都有一种谈起神秘英雄般的语气。如果不是老刘，人们说，谁会听到这个默默无闻城市中的我们？

在无人机控制中心，李带我去了一个控制室，覆盖整面墙壁的屏幕显示出所有无人机的飞行路线，并用闪烁的灯光确定它们当前的位置。隔壁是一个玻璃封闭的空间，看起来就像一个游戏室——里面是一排排电脑，几十个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。它原来是一个无人机飞行员的培训中心。这些屏幕上显示着四轴飞行器的动画，它们在空中盘旋着冲向着陆垫，看上去像喝醉酒了一样摇摇晃晃。

京东的无人机课程历时三个月，每个学生要为此支付一万元人民币（约1500美元）的学费 ——“一个小价格”，房间里的一名教练对我言之凿凿地说，也谈及了他们自己的收入。我问他学员是否有工作保证，他摇了摇头，相当正式地说，“我们只留下最优秀的学生。”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并不缺少机会。在中国，无人机迅速占领几乎所有可以合理部署的行业。它们被用于喷洒农作物，监测污染水平和灾区情况，进行烟花表演和制作新闻摄影作品，甚至捕捉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作弊行为。在中国教育系统中，标准化考试对于考生来说具有攸关的意义。

我跟一些参加无人机培训的学员聊天，他们中很少是土生土长的宿迁人。其中一名来自山西省，最近曾在军队服役;另一个人之前一直在卖人寿保险;还有一个来自内蒙古，曾从事室内设计工作。其中没有多少人上过大学，有些人甚至没有从高中毕业，但教练说学习驾驶无人机不需要任何技术或科学知识，就像你不需要了解面料或设计知识就能在服装店当店员一样。就像夏手下的快递员一样，无人机学员们清楚自己都是非技能工，对于科技为他们带来的机会更有信心。有人宣称，无人机提供了一个“指向未来”的工作。

一个男生让我尝试在他的终端上驾驶虚拟无人机。我无法让它在空中停留超过几秒钟，然后它就着地了。

“你压得太紧了，”在我第三次失败后，有人生气地说道。

“这比驾驶汽车更难，”我说，试图用幽默来转移尴尬。但是没有人笑，结果我发现，这些无人机驾驶学员没有一个人曾经驾驶过汽车。

（作者感悟|中国零售业这三十年变化太快）

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，在我出生和生活到8岁的重庆，我只知道有两种类型的零售模式：一种是小商贩将他们的商品摆在人行道上或推车上，亦或是自行车的后座。另一种是国有的实体商店，所有东西都摆在货架上或放在玻璃柜台下，由大量店员看着。在我居住的医院家属区——我的母亲是一名医生——那里只有一家便利店，却有两万名居民。它被称为服务社，在很多方面它类似于张的大姨所开的商店。从肥皂、卫生纸到腌李子和外国品牌的麦片，服务社什么都卖。如果你要喝一杯软饮料，店员会递给你一个细长的玻璃瓶，即便你付了钱也不能带走，要在店里喝完，而一名店员会看着你把瓶子放回塑料箱。

（编辑：ASP站长网）